1951年7月，上海市文物管理局收到了一封信件，信中的内容让看到信件的专家们都吃了一惊：写信的人表示，她家中藏有两座西周宝鼎，愿意捐献给国家。
专家们起初还有几分怀疑，可是真正看到捐献者捐献的宝鼎之后，心中就只剩下激动了——这两座宝鼎都是早就盛名在外，分别是大孟鼎和大克鼎。
为了表彰捐献者，有关部门特意申请了2000元奖金同奖状一起发下，可是捐献人潘达于却只接受了奖状，委托他们将奖金用于抗美援朝战争。
并且这只是一个开始，此后，潘达于先后捐献了数百件珍贵文物。
很多人不理解她的“散财”行为，但是潘达于却表示：我相信共产党。
对她来说，保护文物的安全比钱财重要，这是她家中世代坚守的信念。
潘家媳，成潘家女
姑苏城有一潘氏望族，世代为官，家主潘祖荫是1852年间的探花郎，官至二品，成为当朝皇帝极为倚重的军机大臣。
可惜这家人丁稀落，但到潘祖荫60岁去世时，都是膝下空空，没有一儿半女，而他仅有的一个弟弟潘祖年，虽说生有两儿两女，但两个儿子小小年纪就夭折了。
为此，坊间就有流言传出，说他们家阴气太重，所以才导致子嗣不盛。怎会如此说法呢？
原来，这潘祖荫极其喜好收藏古物珍玩，尤其是那青铜器，那痴迷劲儿，令人咂舌。为了让他的这些宝贝有个专门摆放的地方，他在自家府邸，专门修建了两座小楼。
“滂喜斋”，专门放古籍书画，“攀古楼”的主人就是青铜器。这一楼一斋里的藏品，具体有多少呢。据后来的专家表示，潘家珍藏，只稍逊于故宫而已。不禁让人瞠目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潘大人收藏这些古物，并不是为了以后可以待价百估，而是一种对“才”和“文化”由衷地喜欢。
对物是如此，对人就更是如此了。
当年一代名臣左宗棠，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时，因得罪权贵，遭人诬陷，命悬一线时，素不相识的潘祖荫挺身而出，在皇帝面前力保左宗棠。
左宗棠也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，他在担任陕甘总督之时，辗转从一个富商手中以重金购得一方西周大鼎，名为大孟鼎。
该鼎整体有1人多高，300多斤重，鼎的内壁还有该鼎的主人在周康王时期，受到的各种赏赐，以及那个时代的宗法礼俗等，多达291字的铭文，极具收藏价值。
左宗棠以700两白银，买下这方西周第一大鼎后，就被转赠给了潘祖荫，以报当年微时的救命之恩。
对青铜器极为痴迷的潘祖荫，对大盂鼎的威名，自然是有所耳闻，能得此宝，欣喜非常。为此，他还专门找人，以自己的小字“伯寅”，刻了一枚收藏印章。
后来，潘祖荫听说，陕西法门寺曾出土过西周第二大鼎——大克鼎。
心心念念之下，他运用各种关系，多方打听，最后在天津找到了这方大鼎的下落，以高价购之，与大盂鼎一起安置在“攀古楼”。
因为潘家位高权重，那些窥宝之人无从下手，正好子孙凋零是其一弱点。正所谓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渐渐地，就有了“阴物多，子嗣衰”的说法。
潘家兄弟也不是个迂腐之人，对这访间传言的由来心知肚明，也就不予理会。
直至潘祖荫过世，其弟潘祖年在处理了大哥的身后事后，就把“滂喜斋”和“攀古楼”的藏品，打包装船运回苏州老家安置。
为了打破传言延续香火，也为了给这些珍藏找一个可以持续守护的主人，潘祖年从宗室子弟 里又过继了一个孙子，起名为潘承镜。
这孩子好不容易长大成年，娶了一房媳妇，潘家人等着他开枝散叶时，却在婚后不久一病不起，不久就一命呜呼了，留下一个刚新婚三个月的妻子独守空闺。
这位姑娘也是出生于苏州本地的富贵之家，名叫丁素珍。好好的姑娘嫁过来就守寡，潘祖年觉得愧对人家，就把她当孙女儿养。并为她更名改姓，丁素珍从此就成了潘达于。
1926年，随着潘祖年的离世，年仅23岁的潘达于，带着一双过继过来的儿女，真正成为了潘家的掌家人。同时，那满满几屋子藏品的前途，也落在了她柔弱的肩头。
弱质女流，为宝挡灾
潘达于是位传统女性，在娘家除了学习女红，再就是能看一些女训、训戒之类的书籍之外，并不识得几个字。
但她知道，家里那几屋子的东西很珍贵，特别是那两尊大鼎，绝不能落入他人之手。于是，潘达于就坚守着祖父留下的遗训，“谨守护持，绝不示人”。
但有些人有些事，是防不住的。尽管家中锁门闭窗，古玩珍品还是频频被偷盗。但潘达于从未为此事报警。
一是本来虎视眈眈之人就很多，报警之后，怕会招来更大的豺狼。二是当时时世动荡，饿殍之事常有，如果丢失几件古玩，能换来对方一家活下去的机会，也功德一件。
除此之外，被“天下第一藏”的盛名吸引过来的文玩爱好者更是多如繁星。
其中就有一个美国的收藏家，在得知潘家藏有大盂鼎和大克鼎后，托人找到潘达于，说是愿意花600两黄金，再加一栋处于上海黄金地段的小洋房，只为能买下这两尊鼎，但她毅然拒绝了。
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暴发后，日寇在我国的土地上大肆烧杀抢掠，就像蛮荒民族，初到富庶之地，看见什么都想要，主人不给就硬抢。
当时的苏州城已经岌岌可危，随时会来的轰炸，使潘家藏品危在旦夕。
潘达于左思右想之后，趁着苏州城还没彻底沦陷，让家中的长工木匠师傅，购买了一些木质结实的木料，回来打了一个足够大的木箱子。
然后趁着八月中秋刚过，晚上月亮如水，不用点灯执蜡，叫来自己信得过的家人，姐夫潘博山和他的八弟，再加木匠师傅，在二进堂屋的八仙桌底下，挖了一个近2米深，能够放得下大木箱子的巨大深坑。
潘达于负责在边上放风，街上一有可疑动静，立即让众人停下，静待了无声息之后，再继续行动。
深坑挖好后，几人合力将大木箱放进坑中，再分别把大盂鼎和大克鼎呈对角线之姿抬放进木箱。
为了防止在上面走动时，会发出空旷之音，潘达于用小件珍品，把边边角角都塞满，鼎内同样填得满满当当，再用破衣烂絮整体塞结实。
最后盖上木盖，铺平青砖后，又拿来浮土，用扫帚扫入青砖缝隙。
一切归置好后，把八仙桌、四方椅重新布置摆放好，乍一看上去，一点都看不出这地方刚刚动过土。至于那些挖出来的土，园子里多得就是花草树木，分散了撒上去，就当培土用了。
藏好两方宝鼎之后，几人一不做二不休，又把那些珍稀的书画古籍、卷轴之类的藏品，也分门别类装箱，藏在一间与走廊相通的“暗室”里。
这间“暗室”只有一扇隐蔽的小门进出，如果在门外堆放一些旧家具之类的杂物，以作遮掩的话，是根本看不出这里别有洞天的。
整整整理了30多箱，除了刻意放在门面上作吸睛之用的，其他的能藏的都被藏了起来。两夜时间，无人知道潘家宅院里到底发生了什么。
苏州沧陷后，日寇果然被潘家的盛名吸引而来。桌上的花瓶、博古架上的摆设，书房里的装饰，通通被收刮一空。最频繁的时候，一天里，竟然先后有7批日军到潘家来“寻宝”。
即使如此，深藏于“暗室”及深埋地下的宝藏，一直未有人发现。
在战火纷飞的年代，时间也如梭而过。
1944年，抗日战争胜利前夕，某天夜里，潘家大宅里突然传来“轰隆”一声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塌掉了。好在动静不是很大，兵荒马乱的，也没引起什么人的注意。
潘达于惊了一跳，赶紧跑出来查看。原来，地底潮湿，经过7年的时间，虫蛀鼠咬的，当年埋鼎的木箱子承受不了上面的重量，整下塌陷下去了。
可当时的苏州城还在日寇的掌控之下，再要去买木料重新打箱子是不可能的。
没办法，潘达于叫来当初埋鼎的4个人，把鼎起出来，抬到一处荒废已久的屋子，藏在不见光的角落里，仍旧在里堆满破衣烂絮，远远看去，就像是一个被人遗忘在角落里的垃圾桶。
然后她将这间屋子伪装成杂物间，堆满家具，并且把屋门落锁。
从此，这个屋子就成了潘家的“禁地”，无人来往，更无人出入。就这样，时间又静悄悄地过去了7年。
国宝重现，惠及后人
1949年全国解放后，潘达于的女儿潘家华在上海的一所学校做老师，46岁的潘达于也跟着女儿在上海生活。
虽然日子过得清苦，但人们脸上由衷的笑容，那种为了新生活，干劲十足的精神头，让潘达于意识到，新社会不同于她以往生活的任何一个时期。
现在的国家，是属于人民的国家，共产党，也是属于人民的党，是值得信任和依赖的。当时正好传出上海要成立博物馆的事儿，潘达于感到是时候卸掉肩上的担子了。
后来有人采访潘达于的女儿潘家华，潘家华说她母亲年轻时候虽然是个半文盲，但这么多年执掌潘家，她自己自学了很多东西，断文识字就是其中之一。
那封写给上海文物管委会的信，就是母亲潘达于亲笔所书。
当时管委会的人收到信，听说有人要捐赠大盂鼎和大克鼎，还将信将疑，觉得会不会是有人恶作剧。
直到包括陈梦家在内的一众文学家、考古专家，站在苏州潘家老宅的院子里时，才感觉有那么一点点的真实感。
随着“咔嚓”一声，尘封多年的屋子被打开，掩人耳目的旧家具，被一件件搬开，盖在上面的破衣烂絮被掀开，微尘轻扬之间，两尊相对而放的宝鼎重现眼前时，潘达于一下子就哭了，多少个胆颤心惊的日日夜夜啊，总算结束了。
有关机构还特意给潘达于先生颁发了一份奖状，是对潘达于献宝，和潘家无偿护宝的义举，及这种爱国主义精神表示称赞表扬。也意在鼓励民间多多效仿。
此外，政府还给潘达于先生奖励了2000元现金，这在解放初期，可是一笔巨款。
潘家祖上虽说也是钟鸣鼎食，但经过这么多年的动荡，早已末落，在经济上更是捉襟见肘。这2000元对于当时的潘家来说，无疑是天降甘霖。
但当时正值抗美援朝，潘达于直接把这笔钱捐给了国家，说是给国家买飞机，打鬼子，她只要有那份奖状就可以了，对得起她这几十年的日夜守护。
这么多年，潘达于一个妇道人家，守着这么多人人垂涎的宝贝，哪怕家里的生活再难，也从没动过它们的念头。
大盂鼎、大克鼎被捐赠后，她又陆续捐出了许多家中珍藏，其中包括弘仁法师的《山水卷》、白石翁老先生的《西湖名胜图册》等等价值连城的珍品，共计400多件。
这种高风亮节，实为人所倾佩。
2004年潘达于老先生百岁寿诞的时候，上海博物馆、国家博物馆和文物局联合为她举办了一场庆生会，让自1959年就被送往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大盂鼎，再次回到了上海博物馆，与大盂鼎一起为老人贺寿。
百岁老人在女儿的搀扶下，颤颤巍巍地围着并列在她眼前的两尊宝鼎，流出了欣慰的泪水，哽咽着对女儿说：
“我为它们找到一个好人家啦！”
曾经也有记者采访过潘达于，问她为什么会把这多家藏珍品捐出来。
老人的目光深邃而遥远，她向记者表示，她祖父当年不惧权贵，护下二鼎，自己也不曾屈于国民党政要的威严，将二鼎拱手让出，又千难万险地躲过日寇的抢掠。
她现在之所以愿意把这二尊西周宝鼎捐出来，完全是因为看到了这个国家，在共产党人的手里有了希望。她相信国家，相信共产党，能给它们安一个更好的家。
现在，潘达于老先生已于2006年逝世，享年102岁，而她的名字将永远与大盂鼎、大克鼎并列在一起，向世人无声地诉着说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