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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方以文字为文明标准之一,到底合不合理?甲骨文已给出答案

关于考古学上的文明起源标准,最早由西方学术界提出,但距今并不遥远。

20世纪上半叶,澳裔英籍考古学家柴尔德提出文明的十项标准,其中一项是“记录信息的系统(文字)”。

1958年,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召开的一次“近东文明起源学术研讨会”上,学者克拉克洪提出文明三大标准,即城市、文字、复杂礼仪建筑。

1977年,在《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》的补记中,日本学者贝塚茂树把青铜器、宫殿基址、文字作为文明的三个标准。

总之,关于文明起源的西方标准,无论哪个版本,其中一条都是要出土文字,背后的逻辑是“无文字、无文明”。于是,良渚遗址、二里头遗址等由于没有出土文字,一度不被认定为“文明遗址”,中华文明史也就只有短短的3300余年。

然而,相比西方村庄级别的文明遗址,良渚遗址无比庞大,展现出的是标标准准的区域性王国气象,二里头遗址就更为惊人了,后期完全展现出了气势恢宏的广域王朝气象,说这些遗址还未进入文明阶段,怎么看都不合理!

鉴于此,就不得不让人对西方的文明标准定义产生了怀疑,难道没有出土文字,就真的不能算是文明吗,西方以文字为文明的关键标准,到底合不合理?其实,商代甲骨文早已给出答案。

首先,消失的商代文书

甲骨文是祭祀卜辞,用于与鬼神沟通,不是给活人看得,至于给活人看得,其实是另外一套书写系统——竹简文书。

如今,虽然没有挖出商代竹简文书,但透过甲骨文的相关文字,却可以看到商代的确已有竹简文书,不信请看“聿”与“典”。

1,甲骨文中的聿字

甲骨文中的聿字(见下图),其实就是笔的本字,由一支竖着的笔与代表右手的“又”组成,即右手握笔的象形,表示正在书写文字。也就是说,毛笔并非蒙恬发明,商代已有毛笔,蒙恬最多只是改良了毛笔。

其实,考古发现也证实了这一点。陶寺遗址里残破陶器上的两个红色文字,石峁遗址里的壁画,部分甲骨文的先绘后刻的迹象等等,都表明在距今4000年前时中国已有毛笔。

2,甲骨文中的典字

既然商人已经使用毛笔,那么他们在什么载体上写字呢?甲骨文中的典字揭示,商人是在竹简上写字。

甲骨文中的典字,由“册”与“双手”组成,即双手捧着书册,表示重要的书籍。其中,上部的册字,与战国竹简文书的造型一模一样,无疑说明了商代已有竹简文书。

也就是说,商代日常使用的是竹简文书,给鬼神用的是甲骨文,而由于文字载体的不同,导致商代竹简文书不见踪迹。

问题在于,考古没有发现商代竹简文书,那么能说商代只有甲骨文,而没有日常性的文书吗?显然不能,因为甲骨文的相关字形已经给出了答案。

其次,如果商代没有甲骨文

19世纪,甲骨文出土之前,西方学者并不认为商朝真实存在,而认为是传说中的王朝,中国王朝史是从周代才开始的。当然,殷墟甲骨文出土,证实了商代确实存在,还顺带证实了《史记·殷本纪》的可信度,由此就击破了西方的质疑。

然而问题在于:商代竹简文书已经腐烂,如果没有发现甲骨文,或者商朝没有甲骨文,以及没有金文,那么还能证明商朝进入了文明阶段吗?

这个假设并非荒诞不经,因为甲骨文的出现,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场偶然。

另外,由于青铜铸造技术的缘故,商代金文初时只有寥寥数字,商末金文仍十分简略,多为铸者或其先祖之名讳,商亡时才有文章出现,但最长的只有40余字,周朝之后金文才大发光彩。

甲骨文是一种祭祀卜辞,根源在于商人重鬼神,于是在龟甲刻字,以此与鬼神沟通,而不是给活人看得。因此,如今我们能看到甲骨文,完全是因为商人过度迷信;如果商人不迷信的话,他们可能就不会在龟甲上刻字,由此或许就不会出现甲骨文。

《国语·郑语》记载,周幽王时史伯对郑桓公说:“虞幕能听协风(即搞清楚春天何时到来),以成乐物生者也。夏禹能单平水土,以品处庶类者也。商契能和合五教,以保于百姓者也。周弃能播殖百谷蔬,以衣食民人者也。”虞幕、大禹、周弃(周后稷)之所以称王,都与农业生产有关,唯独商契属于精神文明范畴,大概是当时的巫师,以信鬼神的方式建立统治秩序。

如果商契与虞幕、大禹、周弃一样,也是以农业生产起家,那么商族可能就不再信鬼神,也就可能没有甲骨文。

以西方学者定义的文明标准来看,文字是不可或缺的证据,因此没有甲骨文与金文作为证明,即便挖出气象恢弘的殷墟古城、以及庞大的宫殿群等等,即便挖出了惶惶然的王朝气象的实物证据,也无法证实商代进入了文明阶段。

其实,即便出土了甲骨文,之前国内外不少学者还是认定中华文明史只有3300年,而不是从商朝建立开始算起的3600年,原因在于甲骨文似乎只记载了盘庚迁殷之后的事迹。当然,认为中华文明史只有3300年的,完全无视甲骨文已是成熟文字,无视这种成熟文字不可能是盘庚时才突然造出来的,只是僵化的套用了西方文明起源标准。

如果商代没有甲骨文、金文,而能证明商代文字的竹简文书也已腐朽,那么还怎么证明商代进入了文明阶段?以商都殷墟古城、精美的青铜器等来感性地看,商代肯定进入了文明时代;但以西方对文明的标准定义来看,商代还是没有进入文明时代。因此,西方以文字为文明起源的关键标准,到底合不合理,是非一目了然。

其实,上述假设或许也是夏朝或之前时代的写照。商契以巫师身份、鬼神信仰建立统治秩序,但大禹侧重于农业生产,夏朝或许由此没有在龟甲上刻字的习惯,且当时在青铜器上铭文的技术还不成熟、也没有相应的铭文习俗,而夏朝可能使用的是相对容易腐烂的竹简文书,因此如今找不到夏朝文字也并不让人惊讶。但以最可能是夏都的二里头遗址来看,没有发现文字的二里头政权,真的没有进入文明时代吗?

可见,文字的确是文明的标志之一,但探讨一个文明的起源时,并不能简单地以有没有发现文字作为核心准则。如果以文字为核心标准,那么很多以竹木为文字唯一载体的上古文明,将永远无法提供文字证据。

最后,虽然最近数百年来,西方崛起领先全球其他民族、国家,但不代表他们的理论都是正确的,更不应该言必称古希腊、言必称西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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