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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“地中”:考古印证历史,难怪古人说“影差一寸地差千里”

所谓地中,就是地之中央,四季极为分明,适合农业种植。当“地中”与国家合为一体时,也就形成了“中国”这个初始概念。周礼记载:“地中,天地之所合也,四时之所交也,风雨之所会也,阳阴之所合也,然则百物阜安,乃建王国焉。”

问题在于,地中概念极为神奇,古人如何确定地中?鲜为人知的是,古人以夏至影长来确立地中,由于不同时代、不同势力的测影,导致了“地中”出现变化,于是古人总结出“影差一寸,地差千里”的规律,即“寸影千里”。

中之初始意:应当为一种工具

甲骨文中的“中”(见下图),在竖着的杆子上,有一些飘着的丝条,方向或左或右。鉴于“中”之形象,因此大概有三种含义:

首先是观测风向,甲骨文中有“立中,亡风”的记载,《国语》记载虞朝虞幕懂得观测“协风”(春风),因此“中”是一种观测方向,以掌握季节变化的工具。

其次是王权旗帜,古代最高级别的旗子叫太常,由天子掌握,一般居中而执。王旗所在之处,众人向其汇聚,即以君王为中心聚众。

第三是立表测影,古代立表测影是将“表”垂直立在地面,从表的顶端垂下八根绳子,以确定“表”是否垂直,不向东西南北任何一方偏倚,古人将这种状态称之为“中”,然后查看“表”(股)所“勾”出的日影长度,以确定季节变化,“中”的竖杆可以作为立表测影的“表”。距今6500年的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,考古证实当时已有立表测影。

因此,上古时期的“中”,既是代表王旗,又是代表掌管测算时间(协风与测影),无疑就是权力的象征之一,沿袭到了商代。

清华简保训:舜与上甲微求中

到了尧舜时期,“中”的概念出现变化,衍生出了“地中”的空间概念,此后夏商周沿袭,这时的“中”具有更强烈的政治与宗教色彩。清华简保训是周文王临终之前的遗言,以“舜求地中”与上甲微“追中测影”,告诫姬发遵循“中道”,后来儒家由此形成“中庸”思想。

根据保训记载,舜“恐,救中”,然后“易立埶诣,测阴阳之物”而“得中”。周易中云“刚柔交错,天文也”,所谓刚柔就是阴阳,因此舜是通过天文测量而得到“地中”。

舜得地中之后,夏朝时商人先君上甲微(史记为王亥之子),认为舜当年测的地中不是真的地中,重新勘测之后,将地中定在了如今河南登封嵩山。

上古时期,先民认为人王在下,授予人王权力的天帝在上,居住在“天室”,人王必须居于地之中央——地中,才能凸显政权的合法性,因此才有“舜求地中”与上甲微“追中测影”。

地中的测定:依据为夏至日影

上古先民地理知识有限,那么如何确定地之中央的“地中”?办法很简单,主要就是根据夏至日影长度判断。不过,对于“地中”标准的夏至日影长度,周代两本重要文献记载不一。

周礼记载:“日至之景,尺有五寸,谓之地中。”也就是说,夏至之日正午,日影长度为一尺五寸,此地即为地中。

周髀算经记载:“周髀长八尺, 夏至之日日晷一尺六寸。”与周礼记载不同,周髀算经认为日影一尺六寸之地为地中。

现代考古发现,两本文献记载之所以不一,原因在于不同时代、不同势力测影的结果。

山西临汾襄汾县陶寺遗址,公认的尧都平阳(舜都或在此或附近),考古发现木胎漆绘圭尺(与“表”垂直,用于测量日影长度,见下图),现代学者在该地的夏至日正午实测,印证了周髀算经“日影一尺六寸”的记载。

值得深思的是,陶寺遗址位于北纬35度52分,西水坡遗址位于北纬35°44′50″,两者基本上处于同一纬度,两地夏至日影长度大致相同,那么陶寺遗址与西水坡基本处于同一纬度,这是一种巧合,还是陶寺先民特别选择的结果?

现代学者做过实验,河南嵩山一带测影,基本可以印证周礼“尺有五寸”的说法。

结合保训记载来看,舜在襄汾一带测影的结果是“一尺六寸”,上甲微在嵩山测影的结果是“尺有五寸”。襄汾与登封如今相距300多公里、600多里,以周朝认知来看(周朝一里大概是415米),认为两地相隔千里并不奇怪,如此也就难怪出现“影差一寸,地差千里”的认知了。

随着不同地区势力的兴衰,地中出现变迁,于是从“一尺六寸”变为“尺有五寸”,周朝认同“尺有五寸”的标准,故而周武王计划定都洛阳,目的是临近地中、以及“毋远天室”。

地中标准从“一尺六寸”变为“尺有五寸”后,嵩山成了地中所在,此后历代都城基本都围着它在建,比如商(中前期)周秦汉晋隋唐宋。元朝是都于“大都”,但在登封告成镇建了一座观星台,还是传承了地中文化,后世明清大体如此。

因此,始于上古的地中文化,对中国影响极其深远,如今国名中的“中”、文化中的“中”等等,都与之息息相关,由此也进一步佐证了中华文明一脉相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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