商朝的崇拜、占卜和祭祀活动与夏周文化的关系，我们可以从文化的角度来考察。从炎黄时期到夏朝再到周朝，这一文化传承形成了一个系统，其中有着浓厚的西北游牧民族“戎狄”痕迹。古籍中甚至有“黄帝出于戎狄之属”的记载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周人中的姬姓和姜姓大族并不通婚于戎族，因为姬姓和姜姓在戎族中也有同源的姬姓之戎、姜姓之戎。周人的政治立场对于与戎族通婚一度备受指责，可见其对戎狄文化的排斥。
商人与黄帝-夏人-周人的文化系统却并非一致。商人带有明显的东夷文化特征，崇拜鬼神，与黄帝夏周一脉相承的文化格格不入。夏商周的形成是两个文明圈碰撞、交融的过程，从炎黄时期一直延续到秦朝统一六合，最终在汉代融合为一体，形成了汉文明。考古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，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通常具有强烈的逐水草、驰突无垣的特征，这使得其难以形成长期建设的城市，也导致考古上的困难。
根据竹书对尧舜的记载和夏朝早期权力争夺的传说，炎黄到夏早期的社会依然奉行着游牧民族的“忘君臣”式丛林法则，拳头大者为爷，武力强者为老大。这与商人崇拜鬼神的文化特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夏后裔被传说为匈奴人的祖先，这一传说也支持了社会依然奉行强者为尊的游牧文化逻辑。
周人的文化与商人也存在显著差异，尤其是周人与西戎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。然而，在周人的文化中也存在受到殷商文化辐射影响的因素。要知道在先秦时期，即使是华夏诸侯国之间，文字也各异，语言不同。这表明在那个时候，各族裔之间的融合程度并不高。
对于华夏的称呼也多是“诸夏”之类的，明显代表了多个族裔的共同体。这表明当时的华夏诸侯形成了一个由天子领导的多元文化同盟。与华夏同居的北方还有山戎林胡系统、西方有与华夏同源的西戎系统，淮河流域和山东地区则有由淮夷徐天子领导的东夷系统。这种多元文化同盟在中国历史上并非只有华夏一个，不同文明之间常常存在攻伐和争斗。
孔子的时代，先秦时期，华夏诸侯之间的文字各异，语言不同。这反映出当时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。即使孔子的弟子颜回需要为孔子翻译周人的文献《易经》，颜回早亡，孔子只能勉强整理成书，成为我们现在所称的《易经》。原始的《周易》实际上是周文王写给监国的周武王的私信，内容主要分析了殷商衰败的原因，并指导了姬周变法的变法书。易在古语中通“变化”的意思，正是关于变法的内容。
甲骨文主要是用于占卜，而非专门记载历史。通过目前的甲骨文，我们可以提炼出盘庚迁殷之后的商王的事迹。然而，甲骨文无法记载商朝早期的事件，因为它们只记录当时的占卜结果，很难期望从中了解早期的历史事件。孔子对《商颂》的喜好，尤其是对武丁的祭祀，《商颂》中提到了大禹、夏桀和九有（或称九围），这至少说明了周时的商遗民承认相关的历史事实。
